在古老的故宮文華殿內，正在舉行的“紫禁城與凡爾賽宮：17、18世紀的中法交往”大展，是中法建交60周年之際一場重磅的文化交流盛事。從凡爾賽宮和故宮博物院中甄選出來的200多件瓷器、繪畫、書籍等文物，帶著觀眾穿越時空回到17至18世紀，那是中法宮廷來往密切的年代。“公元1654年，紫禁城景仁宮內，一個新生嬰兒誕生了，八年以后，這個嬰兒成為大清國的皇帝。中國歷史進入了康熙時代。與此同時，在世界另一邊的法蘭西，國王路易十四已經16歲了。”此次大展的中方策展人、故宮博物院宮廷歷史部研究員郭福祥說，一個中國皇帝，一個法國國王，相隔萬里，本不會有任何交集，“但歷史的奇妙在于，中法兩個完全迥異的東西方文明，在他們的時代最終相遇。”遠隔千山萬水的中法兩國，是絲綢之路東西兩端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兩個國家。在展覽中，可以看到兩個大國如何互相理解和交流，中西方的科技、經濟、文化與時尚如何互為借鑒和影響。用郭福祥的話來說，這是一次紫禁城與凡爾賽的“雙廚狂喜”。康熙與路易十四的“相遇”“得知陛下您求賢若渴，希望在您身邊和整個帝國內擁有諸多精通歐洲科學的博學之士，因此數年前我們決定派遣我們的臣民，6位博學的耶穌會數學家，為陛下帶來所有最新奇的科學知識……”走進展廳，這封336年前路易十四寫給康熙的信，拉開當年中法交流的序幕，也帶著觀眾開啟時光之旅。展覽第一單元“龍與百合花的相遇”，展示了中法文化自1688年開始交流的歷史。一封來自當年傳教士的書信中提及了雍正皇帝的著裝，皇帝的新年罩袍以黃色錦緞縫制，上面繡著五爪龍，“五爪龍（圖案）是中國皇帝的標志，正如百合花徽之于我國國王一樣。”1688年，康熙在紫禁城接見了路易十四派遣而來的數學家。以路易十四為代表的法國宮廷，對中國文化興趣濃厚。他采取積極主動的姿態，推動兩國外交，在科學和藝術層面不斷交流。受他影響，法國上至王室，下至政界和知識精英，都開始關注中國文化。法國的思想和藝術創作領域也持續受到中國文化影響，掀起一波“中國風”，并持續到18世紀末。康熙對西方傳教士帶來的科學技術很感興趣，他任命傳教士擔任宮廷科學教師，讓他們參與中俄談判、主持大地測繪，并接受西醫治療。這一系列開放性的政策，使西方的藝術、科學、建筑、醫學和地圖編繪對中國宮廷產生重要影響。展覽上一件滿文版《幾何原本》，就是法國傳教士白晉、張誠根據古希臘數學家歐幾里得的《幾何原本》編譯的滿文教材，以便給康熙講授西方數學。郭福祥認為，17、18世紀中法宮廷交往與其他歐洲國家頗有不同，其特殊性在于，宮廷和政府高層持續關注和直接參與雙方的交往，科學和藝術是雙方交往的核心。一只入藏紫禁城300余年的銅鍍金殼懷表，是展覽中令人矚目的展品，也是這段歷史淵源的見證物。經凡爾賽宮專家確認，懷表表殼上的浮雕人像是路易十四，表盤正中的藍色琺瑯和金色百合花圖案是法國皇室標志，一條五爪行龍雕刻于懷表內部。郭福祥在30多年里從事印章、鐘表、玉器、中西文化交流研究，他推測，這只懷表極有可能是路易十四送給康熙的禮物。懷表制作者是路易十四的御用鐘表匠伊薩克·蒂雷，在機芯內部雕刻行龍的專屬圖案，顯然是為康熙皇帝而特別設計。鐘表在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有重要影響。西方鐘表最早傳入中國是在16世紀末，17世紀初，以利瑪竇為代表的傳教士陸續向中國宮廷進獻鐘表，以此打開中西文化交流大門。到了康熙時期，宮廷鐘表收藏已蔚然成風，各階層都在收藏鐘表，帶動起鐘表貿易繁榮。路易十四將刻有自己形象的懷表送給康熙皇帝，正是當時的風潮使然。僅從一枚懷表，郭福祥能解讀出諸多含義。路易十四想同中國皇帝結交的心情是謙遜而殷切的，他將自己的形象刻在表上，是想塑造并提升自己在東方皇帝心目中的形象。在機芯內部的行龍雕刻，傳達出法國宮廷對中國文化的理解，五爪龍是中國皇帝獨有的標志。這塊懷表一直保存在皇帝居住的養心殿，這里收藏的都是皇帝日常賞鑒的把玩之物，足見康熙對懷表的喜愛。穿越百年，連接紫禁城與凡爾賽宮在研究中法兩國外交史時，郭福祥發現，從兩國的禮物選擇上，可以窺見時代的變遷。康熙時期，皇帝對科學技術很感興趣，法國進獻的禮物就以鐘表和各種科學儀器為主。到了雍正、乾隆時期，中法藝術交流頻繁，代表著法國杰出工藝技術的瓷器、玻璃器、掛毯等禮品開始進入宮廷。他認為，僅從這些禮品上，就能看出法國與其他歐洲國家的不同。法國的禮品沒有濃厚的商業氣息，更注重文化上的互通性。展覽第二單元“紫禁城中的法國風景”中，“禮品和定制”和“交匯與新創”兩個章節，就可見到種類豐富的中法兩國交往的禮品。這些禮品多來自傳教士進獻，或是兩國間的貿易，其中亦有清宮向法國定制的物品。1775年，受乾隆皇帝諭旨，10件康熙、雍正款瓷器小心翼翼送到廣州，命粵海關仿制這些古瓷器，并將器物圖紙送到法國。在展覽中，法國制造、康熙款原件和乾隆年間仿制的三款花籃瓷器，完整還原出時代的歷史淵源。在“中國風”影響下，法國工匠開始學習中國瓷器，法國藝術家和知識精英也對中國文化深感興趣，在諸多領域汲取中國元素。在一件琺瑯白地藍花壺上，雖書寫了“乾隆年制”款，但一看就是法國工匠所作，字體模仿頗有歪斜。另一款乾隆款畫琺瑯菊花紋壺，也是1783年由巴黎工匠制作。展覽第三部分“凡爾賽宮的中國時尚”，則呈現了中國文化如何影響法國藝術。隨著中法文化深入滲透，大量中國藝術品去往歐洲市場，成為歐洲皇室、貴族和政要的收藏品。在接收法國禮品的同時，中國宮廷也向法國回贈大量中文書籍、絲綢、瓷器等物品，充實法國王室圖書館和宮廷的中國收藏。隨著中西交往深入，大量中國物品輸送歐洲市場，諸多法國王室成員和政要成為中國藝術品的收藏家。同時，法國對從中國進口的物品進行裝飾和改造，以適應自身的審美需求。展覽中來自凡爾賽宮的青花瓷器，是凡爾賽宮及其附屬宮苑的早期收藏。法國工匠制作的彩繪描金風景人物茶具，仿制中國瓷器的樣式，從中可見當年法國人對中國的想象。中法文化的影響是互為滲透的，在一件雍正帝洋裝像屏上，也體現出雍正帝的穿搭受到路易十四影響。當時歐洲宮廷流行“扮裝舞會畫像”，樂于接受新鮮事物的雍正帝，也效仿了歐洲新時尚。郭福祥認為，盡管通過這場展覽，能清晰地看到中法兩國之間的文化如何在百年間彼此滲透，但相關的研究仍是缺乏的。在法國，關于中國宮廷的資料頗多，但中國關于法國宮廷的記載，相比其他歐洲國家，卻少得多，這與17、18世紀中法兩國宮廷的交往方式有關。當時，雙方基本是通過傳教士為中介來接觸，并沒有正式的使團出使對方，這使人產生當時中法宮廷之間交往不多的錯覺。法國收藏的中國物品，因記錄和檔案相對齊備，頗受關注。中國宮廷收藏的法國物品，缺乏明確檔案記錄，因而在研究上，需要結合更多中西方資料進行細致考證。從這個意義上說，“紫禁城與凡爾賽宮：17、18世紀的中法交往”大展將兩國博物館的收藏匯聚一地，穿越時間與空間的限制，向公眾重現一段燦爛的中法文化交流互鑒史，更難能可貴。